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史学科无论在通史、断代史，还是在专题研究、人物评传方面，均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突破性进展，然而还缺少从哲学高度对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全面地理论总结的专著。有感于此，当代著名的教育史学家张瑞?教授，率领他的七位博士弟子对这一前沿课题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研究，终于完成了150万字的学术巨著《中国教育哲学史》（全书共四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中国教育哲学史》最大的特色是写出了中国教风学风和中国气派，避免套用西方教育哲学的概念范畴。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和教育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中国文明也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早先的佛教影响，直到现代的西方科学的影响。但是，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没有把他们变成欧洲人。”（《罗素文集》第46页，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何以中国文明能够长期延续而生生不息？甚至在各种外来文化剧烈冲击下亦能沉着应变而不失其坚强的民族凝聚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向来重视教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中国自古以来，几乎所有有建树的哲学家都是教育家，都热衷于各种形式的讲学和教育活动，都把目标指向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培养上。中国自古到近代的思想家、教育家的许多观点，是在他们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探讨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有着明确而直接的针对性，该书努力还其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对之作漫无边际的推演。
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有所创新，这是《中国教育哲学史》的又一特色。该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通史或教材，而是研究型的专著。因此该书对于那些具体的诸如教育内容、教育教学方法等问题未作细论，而把着眼点放在有所创新、有些深度的选题上。尤其是那些前人未论或论之不多的空白，尽力做些填补工作或深化工作。如人性论是中国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离开教育家的人性论，不但说不清其教育功能和作用，更谈不上窥测其思想大厦之奥秘。与人性论紧密相连的是义利观，它是中国教育思想的价值导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究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伦理准则，很自然就成为中国教育家反复争论的核心问题———“义利之辨”。这个问题不仅是一般的人生哲学问题，关系到人在社会乃至整个宇宙中的地位；而且更是重要的教育哲学问题，关系到人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信念追求。理想人格是中国教育特别是传统教育的思想内核，是中国教育思想的终极归宿，它规定了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它是以“天人合一”为终极境界，而其本身又与人性论、义利观有着密切联系。该书正是以历史发展线索为经，以人性论、义利观和理想人格这三大问题为纬逐步衍化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中国教育哲学的历史画卷，引人深思。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去分析和把握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力求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是《中国教育哲学史》的另一特色。该书紧紧抓住中国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嬗变的两个高峰和一次转折。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其文化背景为诸子之学的形成与争鸣，其主体是以孔子及其继承者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它的历史作用是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高峰即出现在宋明。其文化背景为儒释道由并行而趋向交融，基主体为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儒家新学派———理学，其历史作用是使教育哲学理论及其体系趋于深化和严密。如果说，先秦诸子之学是中国教育思想的原生态，代表了轴心时期人类文明的共同觉醒；那么，宋明理学则是儒释道长期交融的理论成果，它把传统儒学人论上升到本体论高度，并进而打通本体论与心性教育论的内在关联，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引向“邃密”和“深沉”。与这两个高峰不同，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出现了一次根本方向的转折——即从传统教育向现代化教育的转折。这个转折当然不是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简单否定，而是以“中西融通、古今汇合”为基本指向。虽然这个转折的整个过程是十分艰难而缓慢的，但它确实标志着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旨在寻找传统与现代的最佳结合点。该书着眼于这两个高峰和一次转折，高峰之前略述伏笔，转折之前不忘引桥。这样是为了还思想发展的本来面目，使之层层相扣，接续推演，迭宕起伏，自成体系。
总之，该书是当今中国教育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把中国教育哲学史的整体研究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教育传统，总结过去，创造未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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